本报见习记者王春

　　2013年6月25日，对于浙江萧山的陈建阳、田孝平等5名青年而言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，他们等来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。1995年，5名青年卷入了萧山抢劫出租车司机杀人案，并因此获刑。直至2013年5月30日，此案“真凶”项生源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陈建阳等5人才卸下心中的枷锁。

　　从案发到入狱，陈建阳等人经历怎样的起伏人生，他们的家人又是如何面对的。在浙江省高院开庭再审前，《法制日报》记者对陈建阳等5人进行了采访。

　　田孝平：

　　整整一年时间都在做噩梦

　　田孝平的家在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欢潭村，距杭州城区四十多公里。在接到记者电话时，他迟疑了几秒说：“你先采访他们几个吧。”

　　田孝平嘴里的“他们”，是指陈建阳、田伟冬、朱又平与王建平。5人中，田孝平年龄最小，当时只有18岁，也是第一个被抓的。

　　瘦削的下巴，眉眼间露出一丝笑容，这是记者见到田孝平时对他的第一印象。

　　“我是因为另外一点事情进来，后被送到临浦派出所。”田孝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
　　这“另外一点事”，是指1995年10月5日，在欢潭乡岳驻村，田孝平持刀抢劫农用货车，被交警现场抓获。

　　“10月底，具体哪天已经记不清了，刑警队开始对我审讯。”田孝平说。

　　“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。”田孝平告诉记者，这是他当时接受审讯时的答复。

　　不久后，审讯人员对田孝平说，“8·12”、“3·20”这两起案件，你们那批同案犯都抓到了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问一下，朱又平就关在隔壁。

　　田孝平连喊了几声朱又平，竟得到了对方的应答。

　　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田孝平好奇地问。因为两家住得相隔不远，上学时，朱又平高自己一届，田孝平对他的声音再熟悉不过。

　　“我也搞不清楚是因为什么进来的。”朱又平隔着门回答说。

　　朱又平的被抓让田孝平摸不着头脑，更奇怪的是，他俩成了同案犯。

　　隔了段时间，审讯人员扔给他一大摞案卷材料，“陈建阳他们都交代了，你自己看看吧”。

　　田孝平依稀记得，他当时确实翻过其中几页，但最后没有核对签名。

　　一审开庭时，只有田孝平对指控犯罪供认不讳。

　　“我之所以承认，是因为律师要求我这么做，我也想保住这条命。”田孝平说。

　　1997年7月11日，一审判决田孝平无期徒刑。田孝平没有上诉，整整一年时间，他一直在做噩梦，梦到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追杀他，好多次从梦中吓得尖叫醒来。

　　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这5名青年。11月28日，姓名带有“建”、“平”、“冬”字的17名青年接受了排查，但为什么被定抢劫杀人的偏偏是他们5人？

　　记者辗转了解到，案件的突破口在1995年10月21日，一名叫朱富娟的证人被抓到九堡收容所，她的身份是卖淫女，江西人，为了立功，她向警方检举了陈建阳等人作案杀人的事实，而她的证言来源于另一名女子的讲述，称这个女的听陈建阳讲述了其作案经过。

　　与此呼应的是，一审判决书中描述，“证人朱富娟的证言证明其听他人说，被告人陈建阳、王建平等人于1998年8月份一天晚上，在钱江农场过去一点地方杀了一开车的男司机的情况”。

　　“我没有供他们。”田孝平说，假释出来后，这个误解终于得以澄清。

　　陈建阳：

　　希望别再发生这样的悲剧

　　当记者找到陈建阳的家时，他的父亲陈朝海刚从地里干农活回来。今年63岁的陈朝海种了3亩稻田，为了迎接儿子回家，他向弟弟借钱将房子外墙翻新了。

　　走进里屋，厨房的灶台冷冷清清。一个透明烟灰缸、一个水杯，构成了陈朝海的每日生活。自从儿子出事后，他精神压力过大，吃不下饭，染上了烟瘾。

　　1995年，陈建阳20岁。就在这一年，陈建阳的父母离婚了。

　　同年11月28日，陈建阳被警方带进城南派出所。审讯过程中，陈建阳一直说：“我没有做，我为什么要承认？”

　　1995年11月30日，陈建阳被收容审查，最后实在熬不住了，就答应：“你写好，我来签字。”

　　陈朝海告诉记者，刚开始，他也认为是儿子犯罪了，“国家是不会搞错的。如果你不犯罪，为什么会抓你，而不抓其他人”？

　　但陈建阳坚持说：“爸爸，我没有杀人，我真是冤枉的，如果真杀人了，也不用你花钱请律师，请律师也没用。”

　　陈朝海为此种了十多亩田，每天做泥水工赚10多元，东拼西凑，请了萧山律师凌伟建。律师受理后，坚持对陈建阳作无罪辩护。

　　二审裁定书下达后，凌伟建无奈地对陈建阳说：“没办法……”

　　“我百分之百相信你儿子是冤枉的。”凌伟建的话，让陈朝海确信儿子是清白的。

　　除了父亲，陈建阳的奶奶始终无法接受大孙子是杀人犯的事实。

　　“听说陈朝海的儿子杀人了，要到欢潭来枪毙，给大家看。”农村流言蜚语传开了，老人听到后，瘫坐在地上痛哭，直到离世前一刻，老人还坚持：“我不会死的，我一定要看到我的大孙子。”

　　说起这些，陈建阳充满了感伤：“希望我们及张氏叔侄冤案作为标志性事件，推动我国的司法进步，希望以后别再发生这样的悲剧。”

　　田伟冬：

　　没有家庭支撑不会走到今天

　　田伟冬出狱后，参加了驾驶证考试。记者见到他时，他刚拿到驾照。上身穿短袖白衬衫，鼻梁上架了一副黑框眼镜，现在的田伟冬透出几分文气与干练。

　　1995年11月28日17时，田伟冬在自家经营的饭店门口被民警带到城南派出所。

　　接受审讯后，田伟冬承认，1995年9月2日晚上，他和隔壁方山村的陈建阳在城厢镇盗窃了21英寸西湖彩电及香烟。

　　“当时和一个老厨子闹矛盾，想出出气。”田伟冬解释说，他们当时发现厨子不在家，就把电视和香烟搬了出来。

　　但审讯没有就此结束。9个月后，田伟冬暂时妥协了，写下逻辑不通的供述，但等到下次讯问时立刻又否认。

　　一审开庭时，田伟冬否认杀人。因为他的不认罪，一审判决书最终描述：“田伟冬归案后抗拒交代其犯罪事实，认罪态度极差。”

　　浙江律师辛本峰是田伟冬的二审辩护律师，他开着车去了现场，比对各种细节矛盾，认为这是一个错案。

　　“没有任何指纹证据，杀人的石头上血迹没有鉴定，各阶段交代的杀人的电线长度误差4米，34个人证人没一个到庭，没一个是目击证人。”辛本峰认为案件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请求撤销原判决。

　　但辛本峰的无罪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。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，田伟冬放弃了申诉，而是在每年写总结时都提到认罪服法，他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减刑，早日出来。

　　这期间，田伟东的父母到监狱看他110次。

　　“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撑，我不会走到今天。”田伟东抹着泪说，他被异地羁押在菊花山收审站时，他的母亲在万般绝望下曾想过寻死，是父亲牢牢拉住了她。

　　田伟冬还记得，十岁时，他因为摘吃了别人家桃子，挨了母亲一顿打。母亲斥责他说：“有什么需要家里会提供给你，但绝对不能干坏事。”

　　释放那天，妹妹开着车来接他，两个人抱头痛哭，跳火盆、放鞭炮、与亲人拥抱。这一顿饭，他吃了两大碗。

　　出狱后，田伟冬专门去找了当年的办案人员，他们大多都已升迁。这次“寻找”，在田伟东眼里，就像是探望老朋友一样。某区法院院长一听是他的名字，从院务会上跑出来，亲自接他上楼。

　　“大家都拿出诚意，专业人员更要做专业的事情。”田伟冬说，就像打牌，我们追求的不是两败俱伤，而是一场彼此都能接受的和局。

　　朱又平：

　　真的不想再回忆这些细节

　　沿着一条盘山小路行进，老远见到朱又平站在路口等着，他刚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回来。见到记者，朱又平笑着说：“你来了。”

　　朱又平的家刚装修好。为了儿子的归来，朱又平的父母将家里装饰一新，希望儿子尽快能找个媳妇。

　　田孝平被抓后，消息在村子里传开，但朱又平并不以为这与自己有什么关联，20岁的他刚从轧钢厂辞职，准备做点小生意。

　　“当时谈不上有多大的梦想，就是准备干一场，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。”回忆起这些时，朱又平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憧憬，但很快就回到现实。

　　一个平静的傍晚，朱又平正在家里抱着小外甥女玩，临浦派出所和法制办人员突然来到家里，对他说：“你姐姐那边出事了，需要你配合调查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朱又平跟他们走了，一走就是17年。

　　“如果我确确实实是杀了人，那我当时怎么不跑呢？”朱又平指着里屋方向说，“我们家有后门。”

　　朱又平回忆起接受审讯的事情时，他的母亲从厨房里跑过来，坐在旁边听，“儿子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些，总是宽慰我”。

　　当记者再问起当年的情形时，朱又平的情绪变得很激动：“真的一点也不想再回忆这些细节了。”

　　无疑，每一次接受记者采访，都是一场自揭伤疤的过程。朱又平没有心情再回忆过去，甚至连当年追赶抢劫出租车的劫匪，最后被授予“见义勇为奖”的故事都不愿再提及。

　　朱又平最后说：“当年的朋友开厂房当老板，现在连宝马740都开起来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冤狱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至少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　　这些年，街坊邻居的流言蜚语、家人遭受的唾弃白眼，都让他难以释怀。父亲患癌症病危，朱又平拖着沉重的脚镣在病床前见了父亲最后一面，父亲临终前说：“等抓到了真凶，案子就能平反了。”

　　父亲的这句话在不久后得到了应验，“真凶”项生源在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时，朱又平去了现场，和受害人家属碰面了。他告诉记者：“家属当年在庭上骂的很厉害，现在都知道弄错了。不过我理解他们，毕竟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”

　　“他爸爸有什么事都郁结在心里，不像我们女人，哭一哭就会好些。”朱又平的母亲神色黯然，转头看挂在里屋的遗像，“儿子回来了，但他看不见了。”

　　临走前，朱又平又向记者道歉：“刚才情绪太激动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　　王建平：

　　要让父母得到应有的尊重

　　在萧山育才路上的一家宾馆，记者见到了王建平。他先问自己的手机号是谁给的，又提出看记者证，一番确认后，心里才慢慢踏实。

　　“你特别小心谨慎哦！”记者笑着说。

　　宾馆里还有一个他的朋友，王建平告诉记者，他一个人不敢出门，每次都是朋友带他。玩了几个地方，现在心情变好了，就是还没有等到再审的结果，悬着的石头还不能放下来。

　　“你想问什么，我都会老实交代的。”王建平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　　1995年，王建平19岁，当时的他是一名个体水电安装工，在一家装潢公司上班。他是接到派出所的电话，才去接受调查的。

　　王建平的左手手腕上有一道清晰的刀痕，他告诉记者，还自己清白一直是支撑他生活的意念，但就在父母申诉多年无门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了拖累家庭的负疚，决定割腕“死谏”证明清白。

　　这一次，王建平没有死成，但手腕上留下的伤疤却无法消失。

　　为了增强求生意志，王建平去了新疆监狱服刑。看着日渐老去的父母，王建平想，“我不能轻生，要为父母活着，为了自己的清白活着，要让父母得到应有的尊重，而不是杀人犯的爹娘”。

　　2011年，浙江省公安厅再次对省内未破命案进行了指纹比对工作，对一些在申诉的已判案件进行整理，发现一名有盗窃前科人员的指纹信息与“3·20”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信息认定同一人，也就是后来的项生源。

　　“我由衷地感谢公安比对指纹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们也不可能有翻案的一天。”王建平有些兴奋地说，尤其是在新疆见到浙江省高院的法官，我就知道自己的案子有转机了。当时，我对他们说：“我等了你们17年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”

　　“只有抹去阴影，才能挺直腰板，希望高院还我一个公道。”王建平告诉记者，假释回家后，他的父母很高兴。

　　“有这么多人关注，我心里暖洋洋的。”王建平说，“坐这么多年的牢，我学会了坦然面对，只有活着，才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相信政府，会让这起案子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”